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清高宗乾隆为了发展学术、巩固统治、宣扬功绩而下令编订的大型丛书，先后有包括纪昀在内的三百多位学者参与编纂，三千八百多人参与抄写。全套书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又细分44类66属，收书3461种，75854卷，存目书籍分装36275余册，总字数在10亿左右。

《四库全书》成书于乾隆年间，清朝已经建立了百年之久，进入了鼎盛时期。经济上，历经清朝历代皇帝的励精图治，到乾隆时期，经济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在农业上，乾隆初年，耕地面积达七百万顷。此外，手工业、商业也都得到了大幅度发展，铁业矿业、造船业、制盐业等也得到了长足发展。据《清史稿》记载，乾隆三十一年，“岁入四千数百馀万之大数”，一年的政府收入有四千多万两。国家财政收入稳定丰裕，强大的财力和物力为《四库全书》纂修奠定了基础。政治上，乾隆年间，政权稳定，国力强盛。在康熙、雍正两代君主的统治之后,建朝之初的动荡局面逐渐稳定下来。尤其在军机处设立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加强，其他政治力量对皇权的威胁被削弱，皇权稳固。社会矛盾也得到了缓解，如满汉矛盾的缓解，乾隆年间，在官吏的设置上，凡高级官吏都是一满一汉，满人汉人政治地位相对平等，满汉关系维持着表面的平和。良好的政治环境也为《四库全书》的修订提供了保障。文化上，到乾隆时期，满汉文化走向融合，“崇儒重道”已初步开始成为社会文化思想，考据之风盛行，这一风气一方面为《四库全书》的编订提供了理论知识基础，另一方面，学者考据时常依赖善本原书，也催生了《四库全书》的产生。同时，乾隆皇帝也广选人才，除科举外，还两次开鸿学儒科。丰厚的人才储备也为《四库全书》纂修提供了保证。

乾隆皇帝下令编修《四库全书》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学术原因。《四库全书》纂修期间乾隆皇帝从全国各地收集书本，加以整理编订，为当时的学者考据研究提供了便利。二是政治原因。一方面是为了消灭清朝初年的史事记载，这些史书记载了满族贵族接受明朝的官职和封号的史实，也记载了各族人民抗清的实录，乾隆皇帝认为这些记载不利于清朝的统治，企图通过修书的机会加以审查，销毁这些记载。另一方面乾隆皇帝也想借此机会，消除反抗清朝统治的民族思想，如一些前朝遗老怀念故国的诗作。三是乾隆皇帝宣扬自身功绩的需要。乾隆皇帝继康熙、雍正之后，向西北和西南各少数民族用兵，在武治上取得了成就。但乾隆皇帝认为光有武功不行，还需要有与之相符的文治，这样才能显示出清朝不仅是凭武力统一全国的，在文化上也有优势，同时也能昭示他超越汉唐、“稽古右文”的文治功绩。因此他大规模地征集历代图书，想要纂修一部超越前代的大丛书，也就是《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上奏，称《永乐大典》虽然汇集了诸多古书，但由于编排不当，不利于查找，因此提出要“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要从《永乐大典》中选取保存完好的古书，重新抄写整理。不久，又有大学士刘统勋等人上奏，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乾隆皇帝正式批准了辑校《永乐大典》的章程,并且下令“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乾隆皇帝开设四库馆，正式开始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全书的编纂过程可以分为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这一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开始，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征集范围面向全国，许多藏书家向朝廷献书，如范氏天一阁，进呈图书602种，后有95种被《四库总目》著录，378种存目。再如鲍氏知不足斋，进呈图书626种，后有250种被《四库总目》著录，129种存目。第二步是整理图书。《四库全书》中的底本有六个来源：内府本，即政府藏书；赞撰本，即清初至乾隆时奉旨编纂的书；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通行本，即采自社会上流行的书；《永乐大典》本，即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书。四库馆臣对这些书的来源、价值进行辨析考证，给出处理意见，再经过四库馆臣修改部分字词、交付上层审核，最后送呈御览，由乾隆最终决定。第三步是抄写。朝廷选择笔迹端正的文人来负责抄写工作，先后有3826人被选中。为了确保进度，四库馆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对于抄写工作好的，由朝廷予以奖励，依据表现，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官职。对于字迹不工整或者有其他违规行为的，也会给予相应惩罚。第四步是校订。依据四库馆的《功过处分条例》，有讹字的，如果是原书中本来的讹误，免其记过，如果是抄错了的，错一字记过一次。有检查出原书错误并改正的，每处记功一次。一本书需要经过分校、复校两关，后再由总裁抽阅，没有问题后最后装潢进呈。《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八年开始编纂，到乾隆四十六年底（1781年）第一份《四库全书》抄录完成，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全部完成，分藏七阁之中。

参考文献

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生于雍正二年（1724年），卒于嘉庆十年（1805年），是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馆设立后，纪昀在大学士、军机大臣刘统勋等人的荐举下，被任命为四库全书馆的总纂官，在馆任职期间，将“一生精力备注于《四库提要》及《目录》”之中，为《四库全书》的纂修做出了重大贡献。纪昀的主要成就包括：总揽全局，负责全书的编纂审核工作，如明确分工、规定标准、审核修改等；主持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两本《四库全书》的衍生书目，便利了《四库全书》的阅读和使用；主持参与文渊阁本、文源阁本和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的复校工作。

陆锡熊，字健男，一字耳山，江苏上海人（今上海市），与纪昀一样，是四库全书馆的总纂官，长期与纪昀并称，对《四库全书》的编订同样有巨大贡献。他的主要工作和纪昀相似，也曾负责过修改提要、审定书目提要，如他曾在《伤寒论正宗序》中回忆审正过文渊阁百十多种子部医家类书籍及提要。如他自己所说，文渊阁中的医家类书籍他都参与了审定。同时，为总裁拟劄子也是陆锡熊的主要职责之一。如《为总裁拟进销毁违碍书劄子》《为总裁拟进评鉴阐要劄子》《为总裁拟进旧五代史劄子》等。

《四库全书》体量庞大，全书共4部，分44类66属，收书3461种，75854卷，存目书籍分装36275余册，总字数在10亿左右。《四库全书》按照传统分类法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部的“经”意为经典，具体包括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十类。从学术角度来看，经部涉及哲学、文学、历史、语言文字学等多方面内容，也包含部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如《礼记》中的《月令》和《周礼》中的《考工记》等篇目。经部共收录书籍5482册。史部具体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十五类。史部内容丰富，既包括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也包括了典章制度及其沿革演变的专题史和制度史。其中的史评类别，既有对历史事件的评论，也收录了研究史学理论的作品，如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就被收入该类。史部共收录书籍9476册。子部是诸子百家之部，收录了除儒家外的诸子百家的内容，具体包括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十四类。“子部”又被视作是杂部，所受内容涉及哲学、文学、政治、军事、法律、农业、畜牧、医药、气象、历法、数学、美术、音乐等各个方面。子部共收录书籍9055册。集部共12362册，收录各种诗文集和评论集，具体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五类。其中楚辞类收录了历代对《楚辞》作品的研究考证;别集指某个作家、文人的作品；总集类是两个及以上名家某一体裁或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合集；诗文评类收录文学理论书；词曲类收录词集、词话。

据《四库全书总目》中《凡例》记载，《四库全书》先按照经、史、子、集提纲列目，四大部下各有一篇总叙。四大部又可细分，其中“经部分十类，史部分十五类，子部分十四类，集部分五类”，另有一些碎屑的内容也各自分类，共分出四十四类、六十六属，每一小类下也各有一篇小序。每类中的书目依据时代编次，如果是历代帝王的作品，则依据《隋书·经籍志》的旧例，放在各代的首位。每部书都有提要，涉及书的作者、主要思想、流传和价值等。整套《四库全书》按照总叙—小序—提要的三级叙录形式。

乾隆时期，一共修成了七部《四库全书》，分别储藏在北京宫中文华殿后面的文渊阁、奉天皇宫的文潮阁、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热河避暑山庄的文津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和杭州西湖行宫的文澜阁。

该本成于乾隆四十七年春，是第一份抄成的《四库全书》。该本藏于北京紫禁城中，仅有少数人有权利能翻阅。后日军侵华，北京地区受到影响。为了保护《四库全书》，故宫博物馆图书馆将文渊阁《四库全书》装箱，运往上海。之后，由于形势的动荡变化，又辗转于重庆、南京。后随国民党运往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北京紫禁城最大皇家藏书馆

该本是抄成的第三份《四库全书》，藏于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咸丰十年（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该本《四库全书》毁于大火中。

该本是抄成的第四份《四库全书》，藏于河北热河行宫中，一直保存完好。后政府部门认为应当将该本移到京师图书馆，到1915付诸实施，该本正式被收藏在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现仍藏在北京图书馆。

文津阁本《四库全书》

这两本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同时抄完，分别藏于江浙两地的书阁中。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遭受损失，均毁于战火中。

江苏扬州天宁寺大观堂文汇阁

江苏镇江金山寺文宗阁

该本书成后藏于杭州文澜阁内。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天国的军队第二次攻入杭州，文澜阁被毁，由于抢救及时，该本《四库全书》得以保存，现藏于浙江省图书馆的善本书库。

浙江杭州图书馆

该本是第二份抄成的《四库全书》，书成后藏于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文溯阁，清代灭亡前，在盛京内务府的管理下保存完好。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文溯阁的《四库全书》遭到沙俄侵略者破坏，部分册次散失。从1914年以后，由于政局动荡，该本《四库全书》一直辗转流浪，先后被运往北京、沈阳、兰州等各地保存，现由甘肃省图书馆保管。

甘肃兰州九州台文溯阁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收录的书籍数量最多、范围最广，从规模来看，《四库全书》收录了书籍3461种，79309卷；从范围来看，收录的书籍上至先秦，下到清代，囊括了从古到今数千年的重要典籍，还包括一些来华传教士的著述，包括来自12个国家的38种著作，共588卷；从学科范围来看，几乎包含了所有学科门类。同时，对于一些古本和孤本也进行了考证，有利于保存这些珍贵典籍。

《四库全书》也具有重要的学术的价值。全套书按照经史子集的顺序排列，将原本繁杂的书目统括为一个整体，在目录学上具有突出价值，同时，每类、每本前都由四库馆臣攥写的总叙、小序、提要等，涉及作者生平、典籍内容，也有考辨篇章文字、评论长短得失的内容，起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是对中国古代典籍和传统文化的全面整理总结，对后世的学术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库全书》对于巩固清王朝统治也具有重要价值。一方面，《四库全书》将统治者认可的儒家思想放在了首位，在书目排列时，将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将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而其他典籍都位于儒家之后，突出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改书、删书、毁书等行为，将不利于统治的内容删改为符合统治者利益的内容。通过这些做法，使得当代和后代学者在阅读时能够潜移默化地接受统治者倡导的主要思想,从而促进清王朝的思想“大一统”。

《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也销毁了大批书籍。据后人研究，《四库全书》修纂时期共销毁了三千多种、六七万部书，种数几乎与《四库全书》收录的书数量相当。《四库全书》禁书的标准多样，据学者司马朝军研究，主要有六种情况：一是因人而废，被统治者定为问题人物的作家作品都被禁毁；二是因书而废，如书中有违碍的词或书稿质量不够的都被禁毁；三是因抵触本朝被废；四是因怀念前朝被废；五是因名教问题被废；六是因涉及淫秽而废。禁毁书的方法也依据具体内容而有所不同，部分书籍中违碍内容较多，被全毁或是毁板，不允许其保存传播；部分书籍只有部分内容有违碍，因此把书中的部分章节撕掉，或进行删改。禁毁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于当时而言，禁毁书与文字狱同时发生，导致当时社会风气极坏，恶意告发检举行为频繁。对于后世而言，一方面由于《四库全书》销毁了有关爱新觉罗部的发迹前的历史记录，导致了历史上关于这部分史实记载的空白。另一方面，《四库全书》禁毁书也是社会思想文化上的浩劫，一大批珍贵的历史文献和具有进步思想的书籍被焚毁而失传，不利于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为了收集大量书籍，在征书时，乾隆皇帝并没有重视书籍版本问题，可能存在少数版本不是最好的情况。同时，在编纂过程中，四库馆臣也依据统治者的喜好或者自己的解读进行了一些删改，因此，《四库全书》所收录的书籍的可靠性也受到了后来的学者的怀疑。另一方面，《四库全书》中也有一些谬误之处。作为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工程量大、编修人员也水平不一，学风时风、学者好恶、管理体系漏洞等诸多因素都对《四库全书》的编纂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四库全书》中存在着部分谬误。

关于《四库全书》的评价分为三类。第一种观点认为《四库全书》对中华文化有着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如梁启超曾说：“四库馆就是汉学的大本营，《四库全书总目》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再如季羡林，评价《四库全书》是“嘉惠学林，功在千秋。”认为《四库全书》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种观点认为《四库全书》的编纂有多方面消极影响，是对中华文化的毁坏。持此观点的学者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说：“他们却不但搞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再如吴晗，认为“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据统计，仅浙江一地大规模的毁书活动就进行了二十四次，可查的损毁书籍达到了538种，13862部；江西巡抚海成在《四库全书》的编纂期间，销毁书籍8000多部。乾隆在位时期共销毁71万多卷图书，其中大多数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发生的。第三种观点认为《四库全书》的编纂有功有过，既在图书收集、管理、编纂以及目录学等方面有功绩，也因删改禁毁书籍对中华文化造成了伤害。

20世纪以前对《四库全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四库全书》的补撰上，如阮元的《四库未收书提要》、傅以礼的《研经室经进书录》、李滋然的《四库未收书目表》和胡玉缙的《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等，其中阮元的《四库未收书提要》仿照了《四库全书总目》，收录了《四库全书》未收录的170多种书目，并得到了清朝嘉庆皇帝的赞许。也有对于《四库全书》目录版本的研究，如邵懿辰的《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与莫友芝的《邵亭知见传本书目》等，对考证《四库全书》目录版本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这一时期也开始了对禁毁书目的研究，如姚觐元的《清代禁书总目四种》等。

这一时期对于《四库全书》的研究首先是陈垣对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清点，并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此后，余嘉锡、胡玉缙、杨家骆、任松如、郭伯恭等学者也进行了一些研究。此外，还有对《四库全书》的一系列讨论，如关于《四库全书》影印问题的，张元济等学者都积极倡导该书的影印。从1920年至1935年，共有5次关于影印的讨论，但由于各种原因，影印都没有成功。再如关于《四库全书》的展览问题，王国维等学者认为应当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展出，供大众观览。

这一时期的《四库全书》研究在大陆进展缓慢，成果更多集中在港台地区，且多是延续民国的研究。如台湾故宫博物院文献图书处吴哲夫，著有《清代禁毁书目研究》（1968年）、《四库全书缺失考略》（1971年）、《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荟要》（1976年）等专著，在台湾《四库全书》的研究领域有广泛的影响。再如东吴大学刘兆枯的《四库著录元人别集提要补正》（1978年），对于四库学的建立和研究也具有深远影响。

这一时期，“四库学”的概念被提出，且得到了学界的认可。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昌彼得，1983年，在《景印四库全书的意义》一文中，率先提出“四库学”概念。同年，台湾东吴大学刘兆祐[yòu]的《民国以来的四库学》中也提出了“四库学”的概念。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出版，并带动了大陆的出版和研究，甘肃省图书馆、武汉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研究点展开了各种研究，促进了《四库全书》在当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