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简称《通考》，是宋末元初历史学家马端临编撰的一本记述中国历代典章制度的专著，包括了涉及政治、军事、文化、艺术、思想民族等多方面的内容，其记载时限从上古到南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年），它的编著受马端临之父马廷鸾影响颇大，其著作年代没有明文记载，据《文献通考序》记载其成书于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

《文献通考》的命名是根据它的取材，除了各朝正史、历代会要外，还有一些私家所著述的史书、笔记、传记等著作中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这些文献记载就是“文”，此外它还引用了一些臣僚的奏疏和学士名流的议论，这些便为“献”即实“贤者”的意思，马端临将自己的观点以按语的形式写在最后，便是“考”即资料之考述与按语之考辨，“通”指通史，即马端临通过以上资料对各项典章制度融汇贯通，故命名为“文献通考”。

马端临，字贵与，号竹洲，宋末元初史学家，元代饶州乐平永善乡人（今江西乐平），生于南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其卒年不详。马端临家学渊源，其父马廷鸾为南宋末期右丞相，后从朱熹学派的曹泾研习程朱理学，二十岁时参加科举获得漕试第一，马廷鸾遭南宋权相贾似道排挤后辞官归乡，马端临也随之回乡治学，南宋灭亡后，马端临拒绝仕官元朝。其父逝世后，马端临曾出任慈湖、柯山两书院山长和台州州学教授等学官，其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讲学著述，曾著有《文献通考》《多识录》《大学集传》《义根守墨》，但现仅存《文献通考》一书，其余著作均已亡佚。马端临曾与其父共同编写《读史旬编》，在此过程中，马端临受到了史学编撰的基本训练，为后来编撰《文献通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且《文献通考》中有三十八处引用其父马廷鸾的观点与评论，并冠之以“先公曰”，故《文献通考》的编撰是马廷鸾的直接影响下进行的，学者王瑞明在其《马端临评传》中甚至认为《文献通考》是马端临与马廷鸾共同撰写的。

《文献通考》的著作年代，没有明文记载，《续文献通考·凡例》载其成书于宋末元初，清代浦起龙根据宋末元初李谨思所作《文献通考序》，指出《文献通考》成书于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中国史学史论丛》一书中认为，应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读史旬编》成书后，马端临开始正式着手《文献通考》的编撰。而马廷鸾卒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可知马端临在其父去世前已开始编撰《文献通考》，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到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也符合元仁宗时道士王寿衍发现《文献通考》时的说法，即“其书本儒用心二十余年”。

从《文献通考》的《自序》中可知，马端临认为通史优于断代史，而通史中《史记》限于汉代以前历史，《会要》也只限于唐及五代的历史，都有一定局限性，而《资治通鉴》缺少典章制度的记载，唐代史学家杜佑所撰《通典》的记载又只限于唐代天宝年以前，且马端临认为其书目分类不精确，材料取舍也欠妥当，故他决定编著一本“明备精审”的专门记载典章制度的著作，以此探讨以前历代治乱兴衰的原因，总结历史的教训，为后世提供治国安民之术，并保存华夏文献和文化。

《文献通考》全书共三百四十八卷，记载了上古至南宋宁宗嘉定年间的典制史料，有关宋代的内容，约占全书一半以上。全书共分二十四门，每门称为一考，每一门卷首有一小序，每考下都有若干按事类划分的标题，即子目，有些标题下还立有数目不等的小标题，即子目之子目，每目内容按时间顺序排列。《文献通考》的体例和内容是唐代杜佑《通典》的扩充与延续。《经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为《文献通考》独有门类，其余类目基本与《通典》相同。唐天宝以前部分以《通典》为基础，并进行适当补充，天宝以后的内容是马端临自己所收集的各种史料，特别是宋代部分，当时《宋史》未成书，马端临所见的宋代史料非常丰富，其中有很多《宋史》所没有的资料。

《文献通考》篇目

参考资料：

《文献通考》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其《象纬考》记载了历代天文资料，其《物异考》记载了历代反常的自然变化，它反对以天象变化对应国运变化、以物异来解释人事的谶纬之说，并举例来说明它的矛盾之处和错误性，如用汉代恒灵二帝时期“凤凰亦屡见”，来驳斥“治世则凤凰见”之说。

《文献通考》继承了宋代史学家郑樵《通志》的“会通”思想，“会”指“集天下之书为一书”，“通”指“贯通古今而成一家”，从而达到“极古今之变”的目的。《文献通考》不只将“会通”运用于历史编撰学，强调历史记载的连续性和史料的融会贯通，同时将“会通”发展为研究历史的方法，来探索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它认为社会的进步发展是必然的，是由历史发展的客观形势来决定的，非人力所能左右，它批判了不顾形式发展而不知变化、墨守成规的思想，同时对于历史上勇于变革而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件与任务，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文献通考》在分析历代典章制度的变革时，注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它将典章制度的历史总结与两宋的衰亡联系在一起，首先从赋税职役制度上，分析了宋代制度的弊端，沉重的赋税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和其统治的衰亡；再从职官制度上，分析了其吏治的腐败；又从其兵制的弊端，揭示了两宋亡国的直接原因；其“守内虚外”“苟且偏安”的外交政策是两宋亡国的另一原因。对于文献资料的甄别，它要求从可靠的资料中得出恰当的结论。以上体现了其史学求真和经世致用的思想原则。

《文献通考》全书关于“食货”部分有八门，分别为《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此外在《职官考》也记述了一批有关财政经济职官名称，如户部尚书、太仆卿、司农卿、将作监、度支营田使、租庸使、两税使、户口使、转运使等，间接论述了有关经济方面的问题。这些内容所反映的经济主张为重农抑商、力田致富、轻赋役、恤民苦，并将其视为治国理财、发展经济的正确途径。

《文献通考》是一部详尽的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史，包括了涉及政治、军事、文化、艺术、思想民族等多方面的专史。例如《学校考》就是一部中国古代教育史，《刑法考》是中国古代刑法考，《兵制考》为中国古代军事发展史，《乐考》则是一部中国古代乐舞史。《文献通考》的每一个条目，顶格书写的为其所引用的经史材料，次一格的是当时臣僚的奏议，再次一格则是后世诸儒、名流的评议等，在诸儒评议之后，附带有马端临自己的按语。《文献通考》中所用的经史内容主要是已亡佚的宋代国史和已残缺的宋会要，另外评议部分包括有宋人的议论和著作，有的已经亡佚，有些现存的也可以用作校勘资料，这些都体现《文献通考》的史料价值。而马端临自己的按语有五个方面的作用，其一为指点线索，其二为判断是非，其三是追根溯源，其四为剖析史料，最后是解释名词。这些概括性的总结中蕴含了马端临独到的见解，颇有参考价值。

《文献通考·经籍考》占全书总卷数的五分之一以上，是全书卷数最多的部分，共著录了图书五千种左右，在提要图书时使用辑录体方法，收录其序跋、史料和他人评议，介绍书目的主旨、卷数、成书经过和作者生平等，多采用他人说法，其中以宋朝目录学家晁公武、陈振孙的说法为主。《文献通考·经籍考》之前，中国提要式书目有两种体裁，一种是续录体，一种是传录体。《文献通考·经籍考》开辑录体书目之先河，在不改变内容丰富详细的前提下，改变前两种书目由编者自撰提要的做法，将书目的原有序跋和原始资料保存下来，为提要式书目的编撰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完善了提要目录的体例。其次《经籍考》尽可能选取权威人士对书目的评论，通过马端临的精心编排，以更加客观的方式来盘点书目真伪、作者生平、论断得失等内容。最后马端临通过自己的按语来表达对书目的看法，增强了目录提要的学术性。辑录体这一著录图书方式，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如清代史学家朱彝尊的《经义考》、章学诚的《史籍考》都采用了这种方式，后世补诸史艺文志、地方志也多采用此种方式。

《文献通考》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在其《经籍考》中有图书归类错误的地方，它将南宋末年戴埴[zhí]所作的《鼠璞》列入小说家，但《鼠璞》为考证经史疑义以及名物典制之作；另外它缺少唐代典籍之事的记载，以及将同一本书重复辑录的情况，如陆德明《经典释文》，还有对于转录其他书籍缺少校检，如照本录入杜佑《通典》中唐代避讳文字。另外书中还包括一些对地名、年代等的误录，条目著录错失的问题，最后就是书中虽体现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中却出现了诸如《夜妖》《服妖》《射妖》《鼠妖》之类的叙述内容，对前代学者董仲舒、刘向、刘歆等人对天地自然现象与社会发展的唯心主义认识加以部分保留而未彻底批判，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曾赞为“后世不可无之书”，但也认为它“其中小有舛[chuǎn]漏，尚不能免。”，清代《四库全书提要》对《文献通考》作了较高评价，认为《文献通考》“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其按语“贯穿古今，折衷至当”，其内容“详赡”，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则对该书提出了批评意见，指责《文献通考》：“虽仿《通典》而分析节比，实为类书之学，书无别识心裁，便于对策敷陈之用。”，在他看来《文献通考》为“无独断之学”“无别识心裁”“无考索之功”“无比次之书”，且“不敢抒一独得一见，不敢标一法外之意。”，近代史学家金毓黼赞扬《文献通考》所引文献“宁繁勿略”，其按语“贯穿古今，折衷至当”，并认为《文献通考》优于《通志》，史学家张舜徽就《文献通考》与《通典》两书对比道：“马端临就杜氏《通典》补充其内容之所未备，分析其门类之所未详，并且把它向前发展了，可以说《通典》一书的精华，已包含在《文献通考》中了。”，史学家白寿彝：“马端临以公和私为重要标志，评论历史变革”，《文献通考》“还不能摆脱唯心主义观点的深刻影响”，但“包含有科学的价值或接近于科学的洞察式的抽象说明。”

元仁宗延佑五年（1318年）道士王寿衍访贤时，在饶州路（治所在今江西鄱阳）意外发现了《文献通考》一书，次年他将其推荐给元廷，随即元廷令马端临缮写全书交翰林国史院审定，然后令饶州路刊行此书。至治二年（1322年），饶州路请马端临携带原稿誊写校勘此书，泰定元年（1324年）《文献通考》于杭州西湖书院刊成于世，该本细黑口，左右双边，双鱼尾，每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六字，为《文献通考》最早之版本。今北京国家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山东省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局有残本收藏，其中北京国家图书馆所存二百八十二卷为最完整的版本。另外1983年-1984年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出土有四卷黑水城《文献通考》，现藏于阿拉善盟博物馆，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潘洁认为其为泰定元年刊本。

至元元年（1335年）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余谦见泰定元年《文献通考》板刻失误过多，经校正补修后重新刊印此书，于至元五年（1339年）刊成。该本细黑口，左右双边，双鱼尾，半叶十三行，小字二十二行，行二十六字。书中钤[qián]有“袁氏家藏子孙永保之”朱文方印、“吴兴张氏适园收藏图书”朱文长方印、“张钧衡印”白文方印、“石铭秘笈[jí]”朱文方印、“择是居”朱文椭圆印、“菦[qín]圃收藏”朱文长方印、“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驸马都尉广平侯袁容图书印”等。上海图书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各藏一部，中国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有两部，其中一部为残本。

除以上两种刊本外，《文献通考》还有元明递修本、明清刻本，如明正德十一年至十四年（1516年-1519年）刘洪慎独斋刻本、正德十六年（1521年）重修本、明嘉靖三年（1524年）司礼监刻本（经厂本）、明嘉靖冯天驭刻本、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咸丰九年（1859年）崇仁谢氏仿殿刊本、光绪年间的点石斋石印本、浙江书局刊本等。清代还有不少节抄本，如史以遇抄写的《文献通考钞》、郎星等的《文献通考纂[zuǎn]》、严虞惇的《文献通考详节》等。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万有文库“十通本”，1988年浙江古籍出版社以该本影印出版，201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标点本《文献通考》，该本由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负责点校，以上为目前较通行之版本。

《文献通考》成书之后，后世不乏续写者，明代文献学家王圻作《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四卷，记载宋嘉定年间（1208-1224年）至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的史料，其中明代史料比较丰富。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清朝廷设立《续文献通考》馆，以大学士张廷玉为总裁，编撰《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卷，记载宋嘉定年间至明末四百多年政治经济制度的沿革，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又编撰成《清文献通考》三百卷，辑录清初至乾隆时期的各种文献编成。

1921年，近人刘锦藻个人编撰了《清续文献通考》四百卷，与《清文献通考》相衔接，辑录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至清末的史料。《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清续文献通考》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典章制度通史的完整序列。新中国成立后，对《文献通考》一书的研究也逐步深入，其中较有成果的有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瑞明《文献通考研究》《马端临评传》、史学家白寿彝《马端临的史学思想》等，亦有各类论文发表，据中国学术期刊网统计，截至2018年，有关马端临与《文献通考》的期刊论文大致有一百余篇，其研究方向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为论述马端临思想及其《通考》价值的研究；其二是对《文献通考》某一考的研究；其三为将《文献通考》与《通典》《通志》《续文献通考》等其它政书进行类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