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

《列子》是一部道家学派经典著作，相传由战国时期的列御寇所著，该书共分为八篇，每篇由多个寓言故事组成，寓道于事。唐天宝初年（742年），加号《列子》为《冲虚真经》。开元二十年（732年），置崇玄学，设崇玄馆专门研究《老》《庄》《列》等书，将其列入科举考试明经科中，以之取士，北宋时《列子》更被加封为“至德”，号曰《冲虚至德真经》。

列子，名御寇，也作圄[yǔ]寇、圉[yǔ]寇，战国时期郑国人，是先秦道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说“列御寇公元前450年至前375年”。列子一生隐居在郑国圃田，四十岁之前没有什么知名度，“国君卿大夫眎[shì]之，犹众庶也”，在这一时期，他拜访当时有学识之人求道。《列子》书中记载“子列子既师壶丘子林”，“列子师老商氏，友伯高子”，而壶丘子林和老商氏大体都是先秦黄老道家学派的人物。后来列子道有所成，逐渐有了名气，当时郑国国相郑子阳的门人向子阳推荐列子，称之为“有道之士”，跟随列子学道的弟子逐渐变多，“从之处者，数日而不及”，最终成为一家之学。

列子其人的有无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问题。怀疑列子存在的主要证据是《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和《史记》在列举先秦流派人物时都没有提到列子。这种说法得到宋人高似孙、清人姚际恒、近代陈文波、梁启超、马叙伦等学者的认同，例如梁启超认为列御寇只是《庄子》寓言中的人物，其中的故事和说法并不能当做史实来考虑。而支持列子其人确实存在的观点认为不能仅仅通过庄、荀的著作和《史记》中没有提到列子这一点来否定列子的存在，例如任继愈所言“我们不能因为《荀子》未提孙膑、公孙龙，《天下篇》未提管子、晏子、商鞍，《不二》未提庄子，《要略》未提老子、孟子，就说这些人物和学派不存在。”而且很多先秦的其他古籍中记载有列子思想和行为和评述，如《吕氏春秋·不二》所言“老聃[dān]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此外，《战国策》《韩非子》《管子》《墨子》《晏子春秋》都有提到列子。

中国目录学鼻祖刘向的《列子新书叙录》中提到“列子者，郑人也，与郑缪公同时”，根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郑缪公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27-公元前606年，按照刘向的说法，则列子所处时代远远早于孔子，而《列子》八篇中记载了许多孔子及战国时期的历史事件，所以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刘向《叙录》中的说法表示怀疑。经过学者不断深入考证，刘向的认为列子为郑缪公时人的说法已逐渐不被学术界所认可。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中比较了关于列子所处时代的不同意见后认为列子应当是战国时人，列子为战国前期人的观点迄今已基本上成为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的普遍共识。

《列子》全书八篇在整体结构上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吕思勉对《列子》八篇的主旨进行了这样的总结：“《天瑞》篇为《列子》之宇宙论；《黄帝》篇论述人所以自处之道；《周穆王》篇言造物与人之为”幻“无异，梦与觉无异，盖言真幻不别也，似已杂佛学之理矣；《仲尼》篇总旨，在”忘情任理“四字；《汤问》篇言空时间皆不可知，乃极精之认识论也；《力命》篇言力不胜命，今哲学中所谓定命论。又言凡事皆出于不得不然，今哲学中所谓机械论也；《杨朱》篇为厌世之义；《说符》篇言因果必有至之符，亦机械论。”《列子》每一篇都具有一个明确的主题，选取和组织材料都是围绕主题进行，条理脉络清晰，逻辑思维严谨。

《列子·天瑞篇》中对宇宙的生成演化做了描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埒[liè]，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变者，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也。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姑天地含精，万物化生。”宇宙最原始的状态是“太易”，“太易”并不直接生成万物，而是要经过“太初”、“太始”和“太素”的气、形、质的宇宙产生的三个过程，这三个过程互相关联、彼此附着，整体被称为“浑沦”。生成物质世界之后，宇宙继续发展变化，即所谓的“一、七、九、一”理论，万物由原始“易”的浑沦状态，产生阴阳两极的交合，经过“七”这一中间环节，出现“九”这样一个无穷无尽的物质世界，“九”最终又变为“一”。《列子》认为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无限的。《汤问篇》中认为“物之终始，初无极已。始或为终，终或为始，恶知其纪？”张湛注认为“终始相循，竟不可分也。”宇宙在时间上是终始相继、无始无终的，所谓的开始可能是另一个过程的终结，而终结又可能是下一阶段的开始，时间终始相循，无穷无尽。就空间而言，“无极之外，复无无极；无尽之中，复无无尽。无极复无无极，无尽复无无尽。”宇宙空间是无穷无尽的，无极之外还有无极。《列子》还认为宇宙万物都无时无刻处在运动变化之中。《天瑞篇》说“常生常化者，无时不生，无时不化”，“运转亡已，天地密移，畴觉之哉”，天地也在暗暗运动，无声无息，不被人们察觉。人也不断在发生变化，“人自生至终，大化有四：婴孩也，少壮也，老耄[mào]也，死亡也。”人在婴孩的时候，意气专一，是最和谐的时候，外物不能伤害它，这个时候是德最高的时候。人在少壮阶段，血气飘浮横溢，欲望思虑充斥升起，外物便向它进攻，德也就开始衰败了。人在老耄阶段，欲望思虑不断减弱，身体将要休息，外物也就不和它争先了。这时的德虽然还不如婴孩时的完备，但与少壮阶段血气横溢相比更为安静了。人在死亡阶段，那就到了完全休息的时候，返回到出生之前的极点了。万物经过运动变化之后，最终会归于寂灭，回归本原。“有生则复于不生，有形则复于无形”，“万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有生、有形的事物终将消亡，而生成万物的本原则永远静寂默然，“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尝终”，“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

《列子》认为人有生必有死，这是自然规律，人应该坦然面对生死，“既生，则废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于死。将死，则废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于尽”，不要妄图阻止这种终结，这是违背天命和自然的做法。因为人都有一死，所以《列子》主张人要把握现在，及时行乐，享尽一切欢愉，穷尽有生之乐。人并不知道死后的事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来不知去，去不知来”，在死亡和困窘面前不忧惧畏惧，看淡生死，人才会获得洒脱。《列子》认为人生在世被各种痛苦劳累充斥，快乐的时间很少，而死亡是彻底的休息，“其在死亡也，则之于息焉，反其极矣。”至于人死之后，身体如何处置的问题并不重要，被烧掉，或沉入水中，或暴露荒野沟壑，或穿着光鲜放入石椁[guǒ]下葬都无所谓。列子认为人最容易犯的，也是最大的错误就是不知道自己真正应该追求什么，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一种错误的生活方式，他们没有认识到何为苦、何为乐。列子中传达了两种苦乐观，一种是以将自身局限在社会规范之下，汲汲于名利的生活为苦，把生命看作大道流行的自然而然的过程，以虚净之心应对人世得失，享受生命由生到死的自然之乐，这种苦乐观以《天瑞篇》为代表；另一种是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态度，认为人生充满痛苦，应该及时行乐，主要体现在《杨朱篇》，其中第一种苦乐观是《列子》的主要观点。

《列子》中首次对梦与醒做了判断和定义：“神遇为梦，形接为事”，即精神与外物相交为梦，形体与外界接触为梦。“昼想夜梦”，梦都是人的形神与外界接触的结果，《列子》将梦与人的生理和日常行为联系起来，而圣人不思虑，睡眠时就不会做梦。《列子》认为梦和醒、真实与虚妄都是相对的，究竟以梦境为真实还是以清醒时的世界为真实取决于梦和醒在人们的生活中所占的时间，如《列子》书中虚构的古莽之国“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在梦境中的时间多于在清醒时的时间，那么那里的人们就“以梦中所为者实，觉之所见者妄。”在《列子》看来，梦与醒具有同样的真实性，梦中的苦乐和清醒时的苦乐是一样真实的，因此梦和醒是难以分辨的，宇宙间一切无非虚妄。因此，《列子》提出“忘”，既然人生如梦，就无需计较得失，不必为外物所累，忘却周围的事物，甚至生死和自我，在这种状态下，自我和外物都不进入心中，无所谓梦，也无所谓觉，从而达到体道的境界。

《列子》认为命运是一种人不可预测、不可抗拒、不可理解的自然理势，“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人的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人在命运面前是无能为力的，“生非贵之所能存，身非爱之所能厚。生亦非贱之所能夭，身亦非轻之所能薄。”因此，《列子》认为人应该相信命运，安于自身命运，不怨天尤人，像圣人一样达到“居若死，动若械”，“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动，亦不知所以不动。亦不以众人之观易其情貌，亦不谓众人之不观不易其情貌。独往独来，独出独入，孰能碍之？”文中体现了作者的积极进取的思想，如“愚公移山”中的愚公。

《列子》基本承袭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认为现实的某些作为是对事物本性的破坏。《列子》中虚构了几个国度来寄托其政治追求，如《黄帝篇》中的华胥氏之国中没有阶级，人人平等，人们无欲无求，顺应自然。《列子》还对统治者提出了要求，认为君主要善于修身，做好表率，对周围人产生良好的影响；要善于调养自己的身心，使自己的本性得到安逸，避免使自己身心交瘁[cuì]；统治者要善于知人善任，不能自恃贤明；君主要以天下为公，避免个人私欲膨胀，要重视社会中的均平，避免贫富差距悬殊；在对外关系上，反对争强好胜，排斥武力，主张以道制人，以柔克刚。

《列子》认为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众生是平等的，动物虽然在形貌上与人有异，但心智上并不比人低下，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列子》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对自然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黄帝篇》中提及在太古时期，人与动物和谐共处，但“帝王之时，始惊骇散乱矣。逮于末世，隐伏逃窜，以避患害。”人应该尊重万物，以诚心对待万物，顺应自然之道，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与早期诸子寓言相比，《列子》中的寓言不仅数量增加，而且故事更加独立完整，情节更加曲折生动，具有小说化的倾向，蕴含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诸要素，具有现代文体的某些特征。《列子》中的寓言极具艺术特色，具有奇艺虚幻的特点，例如《汤问》篇“扁鹊换心”中扁鹊用毒酒代替麻醉药，在两个活人之间完成了心脏互换手术，手术结束后服用神药即可完好如初；《周穆王》篇中“樵夫遇鹿”的故事中樵夫、其妻子、国君国相等所有人都无法辨别梦与现实；《汤问》篇“匏[páo]巴鼓琴”中郑师文的琴技竟然可以改变时令，让四时之景交替出现。《列子》的语言极富文采，语言工整，前后对仗，音韵铿锵，富有音乐性，如同诗歌，例如描写列姑射山上的神人居住的环境：“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敛，而己无愆[qiān]。阴阳常调，日月常明，四时常若，风雨常均，字育常时，年谷常丰。”《列子》的语言还追求典雅，言简意深，凝练有力，例如《汤问》篇中描写秦青唱歌时的场景“饯于郊衢[qú]，抚节而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振”和“遏”凸显出了歌声传播之远和穿透力之强。

在定著本产生之前，《列子》是以单篇形式流传的。汉成帝三年，刘向领校秘书时，以中书秘阁藏《列子》五篇为底本，但是这五篇未必保证不重复，而且诸篇杂乱无章，字又多误，所以刘向又搜集了不同的传本，包括参校太常寺卿藏本三篇、太史令署藏本四篇、刘向自己藏本六篇、杜参（一说为富参）藏本二篇、内外书五种手抄本共二十篇，校除重复者十二篇， 定著为八篇。刘向为书籍篇章排定次序，《列子》定为“天瑞第一，黄帝第二，周穆王第三，仲尼第四，汤问第五，力命第六，杨朱第七，说符第八”，刘向还为书籍命名，于是才有了定著本《列子》。现存最早的 《列子》传本为黄丕烈于乾隆末收得之宋本，经其校勘，确定为北宋初年刊本。后为瞿氏铁琴铜剑楼所得，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此宋本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五字，小字双行，行三十字，为张湛注本。嘉庆十八年汪继培湖海楼丛书《列子参订》8 卷，汪氏以宋本校通行本，并参照《道藏》本《列子释文》，将《释文》从张湛注中剔除，附于《列子》之后，汪校本也成为北宋本《列子》之后不可多得的《列子》校本。杨伯峻的《列子集释》是目前海内外所见最好的注本，该书注释考证了包括张湛注、卢重玄解、有关《列子》文本及张注、卢解之校勘、训诂[gǔ]与考据材料，以及殷敬顺、陈景元先后所作之释文及有关释文之考证。

东晋张湛的《列子注》是《列子》学史上最早最有名的注本，共八卷，与《汉书·艺文志》所载相同。《四库总目》说张湛注“词旨简远，不尚繁词。”

唐卢重玄作《列子注》；陆善经《列子注》；唐代殷敬顺撰《列子释文》，北宋末道士陈景元偶然得到残破的《列子释文》，对其进行补遗，此书始得流传于世。至少在南宋时，《列子释文》就已经被混入张湛注中。

宋徽宗赵佶政和御注《列子解》（又名《冲虚至德真经义解》）八卷；江遹[yù]撰《冲虚至德真经解》；孙鹦撰《列子注》；范致虚撰《列子注》（《冲虚至德真经注》）；程俱抄本《列子论》；洪迈《列子法语》（宋淳熙十三年婺州容斋刊本）；林希逸《列子鬳斋口义》八卷。

高守元纂[zuǎn]集《冲虚至德真经四解》二十卷，其集张湛、卢重玄、宋徽宗、范致虚四家《列子》注；赵秉文《列子补注》一卷，今未见。

刘辰翁撰《列子冲虚真经评点》。

明嘉靖四十三年朱得之浩然斋《三子通义》 有《列子通义》八卷；隆庆元年含山沈津《百家类纂》有《列子类纂》；李廷机等《新镌诸子玄言评苑》有《列子玄言评苑》；万历十九年陈深《诸子品节》有《列子品节》，这本书杂钞诸子，分内品、外品、小品，外品有《列子》；天启年间武林崇雅堂有孙鑛《列子评》刊本八卷；天启五年归有光等有《评点列子》刊本。

乾隆四十七年王太岳武英殿聚珍丛书有《列子考证》；乾隆五十五年卢文弨抱经堂《群书拾补》有《列子张湛注校正》一卷；乾隆五十二年任大椿燕禧堂《列子释文考异》刊本，其中《列子释文》2 卷，考异 1 卷；嘉庆十九年江有诰渭南严氏刊《音学十书》有《列子韵读》；秦恩复撰《列子卢注补》8 卷，《列子卢注考证》1 卷；道光二年洪颐煊富文斋《读书丛录》有《读列子丛录》；清同治九年俞樾《诸子平议》有《列子平议》；光绪二十年孙诒让《札迻[yí]》有《列子札迻》，有《列子张湛卢重元注》，唐殷敬顺撰，清任大椿撰、顾广圻校《列子冲虚至德真经释文》，附《列子释文考异》；光绪三十年杨文会金陵刻经处刊《冲虚经发隐》；于鬯《香草续校书》有《列子校书》，都是对《列子》 音韵、文字、训诂的研究。民国时期有 1917 年陶鸿庆《读诸子札记》之三《续列子札记》，共校正 48 条，后杨伯峻《列子集释》多有引用；1930 年王重民《西苑丛书》第一集有《列子校释》；1931 年胡怀琛朴学斋丛书第一集有《列子张湛注补正》；1937 年张怀民上海中华国学会《列子天瑞篇新义》；贝琪《列子扬朱篇新解》；1948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有石印本王叔岷《列子补正》，四卷。杨伯峻的《列子集释》，1958 年曾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出版，1979 年中华书局收入新编诸子集成。严灵峰先生的《列子集成》是《列子》研究的资料大成。

刘向整理《列子》后在《列子新书叙录》中就发现了这本书的一些问题，如“《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 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观者。”唐代以来，柳宗元以后的学者们就开始了对《列子》的真伪的讨论和考订。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辨运动盛行的时代，以马叙伦的《列子伪书考》为代表，《列子》的考辩研究达到了高潮。《列子》一书被认为是“一直到近代，在先秦诸子之中聚讼日多、是非最难论定、结论最分歧的一部子书。”

《列子》书中思想杂糅，刘向认为《力命》与《杨朱》二篇思想矛盾，不像是出自一人之手，至少有一篇并非列子自著。此外，《列子》中蕴含了许多汉代及魏晋时期的思想痕迹，如玄学思想、佛学思想等，特别是其中倾扬佛学思想的体现，如《列子·周穆王篇》记载“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仲尼篇》提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季羡林对《列子·汤问篇》中的偃师木头人与《生经》中的机关木人加以比较，发现两则故事内容几乎完全相同，他认为这是《列子》抄袭佛典的证据。

许多学者从语言文字方面对《列子》进行研究，认为其是魏晋人的作品。如宋人黄震在《黄氏日抄》中认为“西域”这一名称起源于汉代，而列子书中就提到了西域的说法，十分可疑；马叙伦认为《列子·穆王篇》中提到“儒生”之名，而“儒生”这一称呼在汉代才通行，在先秦并没有这种说法；吴闿生也说“心凝形释，骨肉都融”在周秦甚至汉代都没有这样的说法；杨伯峻认为《列子》书中“数十年来”、“舞”、“都”、“所以”、“不如”五个词语都是汉以后乃至魏晋时期才出现，“放意”、“婚宦”等词语都是六朝时的常用语。《列子》托名为先秦古籍，但是其中却有许多汉代以后甚至魏晋以后的词汇和用法，学者们由此认为《列子》是魏晋人的赝品。

唐宋时期的学者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过程有所推测和怀疑，到明代，宋濂认为《列子》其书“本黄老言，决非御寇所自著，必后人会萃而成者”，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认为“战国时本有其书（《列子》），或庄子之徒依托为之，但自无多，其余尽后人所附益也。”不少学者在姚说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列子》书“魏晋人伪托说”逐步流行，甚至一些学者将《列子》书的作伪者直接指向为《列子》书作序的张湛或“王弼之徒”。学术界对于《列子》魏晋人伪托说有许多质疑和批判。例如刘汝霖举证《仲尼篇》《杨朱篇》张注文字及《杨朱篇》文尾一句把《庄子·逍遥游》错加在老子身上的一句话，认为“此书若是张湛伪造，他竟写出自己都不能明白的话，又写出与事实不合的事情而加以解释，这种骗人的伎俩，未免太笨了……老庄的书，本是魏晋人日常读的，若是魏晋人作伪书，断不至有这样的错误。”他推定《列子》书是汉代的作品，至晚是西汉晚年的作品。

许多学者也为《列子》翻案，较早对伪书说表示怀疑的有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等。马达先生的专著《<列子>真伪考辨》，从多种角度论证《列子》为先秦真书，主张恢复其先秦诸子的地位。严灵峰认为《列子》不是列御寇所自著，可能是由他的门人弟子和后学所裒集，成书应当在战国三家分晋后，并掺杂有后人文字及其他残简和错简。萧登福推断《列子》一书也可能有部分是列子自撰，后来经过后学及好事者增纂编订。《列子》书中虽然有佛教的痕迹，但可能是后人增添的，只能说增添的部分并非原书所有，但不能因此断定《列子》为伪书。

南朝梁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说“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列御寇的书，文气宏伟而辞采奇丽）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在其《辩列子》一文中谓《列子》:“虽不概于孔子道，然其虚泊寥阔，居乱世，远于利，祸不得逮于身，而其心不穷，《易》之‘遁世无闷’者，其近是欤[yú]？余故取焉。其文辞类庄子，而尤质厚少伪作，好文者可废耶？”清代文学家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此诸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近代同光体诗派代表人物陈三立在《读列子》中说“吾读《列子》，恣睢诞肆胜庄周。”（文章气势豪放肆意，甚至有胜《庄子》）现代学者、教育家蒋伯潜说《列子》“其文明媚生动，故文人多喜之。”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说“《列》固众作之有滋味者，视《庄》徐行稍后。《列》之文词逊《庄》之奇肆飘忽，名理逊庄子精微深密，而寓言之工于叙事，娓娓井井，有伦有序，自具一日之长，即或意出挦[xián]撦[chě]，每复语工熔铸……使 《列子》果张湛所伪撰，不足以贬《列子》， 只足以尊张湛。魏晋唯阮籍《大人先生论》与刘伶《酒德颂》小有庄生风致，外此无闻焉……能赝作《列子》，其手笔驾曹、徐而超嵇、陆，论文于建安、义熙之间，得不以斯人为巨擘哉?”（《列子》虽然在文词和义理上比《庄子》逊色，但是其在寓言的叙事上独有所长，即使是从他人的著作中取用的内容，也能够用流畅的叙事很好地融合）

《列子》作为道教四大经典之一，被尊称为《冲虚真经》，对道教义理产生了重大影响。道教经籍中对宇宙生成的看法多吸取了《列子》的宇宙生成论观点；《列子》中的“神人”、“化人”以及理想社会的神话传说为后世道教建立神仙信仰提供了依据；道教吸收了《列子》中的命运论、贵虚、盗机、内观等思想观念，构成道教的义理体系，《列子》在中国道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列子》一书用寓言故事来阐述哲理，用文学形式来传达思想，和《庄子》的寓言一道被视为后世小说的滥觞。它们影响了赋体文学的发展，清代学者章学诚《汉志诗赋》中言“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于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列子》中假设虚构的写作方式被汉代叙事赋所吸收使用，例如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中的“子虚”就是虚言之意，“乌有先生”和“亡是公”则是没有此人的意思。此外《列子》中拟人夸张的笔法也被汉赋所继承，例如蔡邕的《琴赋》中写“走兽率舞，飞鸟下翔”说明琴声的感染力。唐代的一些传奇小说将梦幻作为叙事主体来谋篇布局，如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白行简的《三梦记》等此类传奇小说可以追溯到《列子》中的梦寓言。《列子》中的许多寓言故事成为后世小说的题材原型。

《列子·汤问》篇中记载了北山下有一个名叫愚公的人，年龄将近九十，面对着山居住，由于北部山区阻塞来往不便，便决定铲除大山。河湾上聪明的老头讥笑愚公，认为凭他剩下的岁月，并不能把山搬完，愚公回答“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愚公认为自己子子孙孙无穷无尽，但是山却不会增高，所以总有一天能够把山移走。后来山神向天帝报告，天帝被愚公的诚心感动，命令大力神夸蛾氏的两个儿子背走了那两座山。

《列子·汤问》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夸父不自量力，想要追上太阳的影子，一直赶到太阳落下的隅谷旁边，他口渴极了，想得到水喝，就跑去饮黄河、渭河的水。黄河、渭河的水不够喝，他又跑到北方去喝大湖里的水。还没有走到，半路上他就渴死了。他丢弃掉的手杖，为尸体的脂膏和肌肉所浸润，生长成一片茂密的树林，名叫邓林。邓林覆盖面积方圆达几千里。

孔子到东方游历，看见路旁有两个小孩在争辩，孔子问他们争论的原因，一个小孩说：“我认为太阳刚出来的时候离人最近，到了中午离人最远。”另一个小孩认为太阳早上离人最远，中午离人最近。”前一个小孩说：“太阳刚出升的时候有车盖那样大，到了中午，却只有盘子那样大，这不是远的看起来小近的看起来大吗？”后一个小孩说：“太阳刚升起时，天气还是凉丝丝的，中午就热得像手伸到热水里，这不是近热远凉的道理吗？”孔子无法判断谁是谁非。两个小孩笑着说：“谁说你知识渊博呢？”

从前韩娥东去齐国，路上粮食吃完了，经过雍门时，就靠卖唱来换取食物。她走了以后，歌声的余音还在栋梁上久久萦绕，三天不断，附近的居民还以为她没有离开。

伯牙擅长弹琴，钟子期善于欣赏弹琴。伯牙弹琴，内心向往登临高山。钟子期赞叹道：“好极了，巍巍峨峨就像泰山一样！”伯牙又转而心向滔滔流水，钟子期又喝彩道：“绝妙啊！浩浩荡荡就像长江大河一样！”凡是伯牙弹琴时心中所想的，钟子期都能够从琴声中听出来。

古代杞国有个人担心天会塌、地会陷，自己无处存身，便食不下咽，寝不安席。另外又有个人为这个杞国人的忧愁而忧愁，就去开导他，说：“天不过是积聚的气体罢了，没有哪个地方没有空气的。你一举一动，一呼一吸，整天都在天空里活动，怎么还担心天会塌下来呢?” 那人说：“天是气体，那日、月、星、辰不就会掉下来吗?” 开导他的人说：“日、月、星、辰也是空气中发光的东西，即使掉下来，也不会伤害什么。” 那人又说：“如果地陷下去怎么办?” 开导他的人说：“地不过是堆积的土块罢了，填满了四处，没有什么地方是没有土块的，你行走跳跃，整天都在地上活动，怎么还担心地会陷下去呢?” (经过这个人一解释)那个杞国人才放下心来，很高兴;开导他的人也放了心，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