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益

伯益（约公元前21世纪—约公元前1973年），又叫伯翳[yì]、大费、后益。大业（一说皋陶）之子，妻子是舜帝的女儿姚氏。

在《中国覃氏通书》记载中，覃氏族谱将商末周初的伯夷、叔齐列为覃氏祖先，将舜、禹时代的伯益列为覃氏的始祖。伯夷姓姜，为西方之人，而伯益姓嬴，为少昊之后。根据河南新蔡县文联主席谢石华的研究，他指出新蔡县的“天下第一井”是由伯夷首先发明了凿井术而开凿的。然而，一些文献却将伯益与井的发明联系起来，存在混淆的情况。在后世的文献中，伯夷与伯益的区别经常混淆，可能是因为在口耳相传时代，两者的发音相近，导致事迹混淆。此外，氏族部落的迁徙和融合也是导致混淆的原因之一。在古代，氏族部落的迁徙和融合导致了姓氏、官职的交织，使得不同时代的人物在文献中可能被错误地混为一谈。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的祖先是帝颛顼的孙女女修。女修生下了大业。大业娶了少典的女儿女华，生下大费，与禹共同治理水土。……大费娶了姚姓的玉女为妻。大费拜受封号，并协助舜调度鸟兽，鸟兽众多服从，被封为伯翳。” 《索隐》指出：“查阅《史记》上下的各种文字，伯翳和伯益是同一个人，毫无疑问。而《陈杞世家》描述伯翳和伯益为两个不同的人，可能是司马迁的错记。”《国语·郑语》中说：“嬴，是伯翳的后裔”；《汉书·地理志序》也说：“嬴，是伯益的后裔。”《郑语》中说：“伯翳，能操纵百物以辅佐舜”，《地理志序》也说：“伯益能操纵百物以辅佐舜”。《史记．秦本纪》也说：“大费佐舜，调训鸟兽，鸟兽多服从，是为伯翳”；《后汉书·蔡邕[yōng]传》也说：“伯翳综声于鸟语。”《论衡·逢遇篇》中说：“禹王天下，伯益辅治”；《史记·自序》也说：“秦的祖先，伯翳佐禹。” 这都是证明伯益和伯翳是同一个人的证据。崔述认为伯益与伯翳是两个人，说“乃《汉书》因声近误合而为一人”，没有确凿证据。

关于伯益的父亲身份存在争议。通常认为伯益是皋陶的儿子，这一说法主要源于《史记·夏本纪》中的记载：“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为，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 然而，该文中并未直接指明皋陶之后即为伯益。另一种说法认为，伯益的父亲是大业，而大业即为皋陶。有一些考古发现支持了这一观点，例如在杞的两块象牙标签上，有杞和益名字的右边有两个像花蕾的符号。尽管未找到“业”的甲骨文字形，但从“业”的金文字形和小篆字形的对比中，这两个花蕾符号极其相似，被认为可能是“业”字。《史记•秦本纪》认为大业即皋陶，《列女传》中说‘陶子五岁佐禹’，曹大家注释说：‘陶子即皋陶之子伯益。’ 从这一点，可以知道大业就是皋陶。”金荣权认为，皋陶与伯益的父子关系之论缺乏证据。《史记•秦本纪》说：“大业取少典之子，日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夏本纪》又云：“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可见禹、皋陶与大业孙辈人物大费（伯益）是同时代人。对于伯益和皋陶是否为颛顼后裔还是少昊后裔，存在不同的争论。《汉书地理志注》和《说文解字》记少氏为嬴姓。一些基于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提出，采纳伯益为少昊后裔的说法，这样伯益的世系则为黄帝→少昊→蟜极→业祖→业父（配女修）→大业（配女华）→伯益。

伯益的祖母是颛顼的孙女，叫女修，她善于纺织，生大业。大业娶了少典的女儿女华为妻，生下伯益。

伯益因擅长调驯鸟兽，被舜任命为掌管山林的虞官，他“佐舜调驱鸟兽，鸟兽多驱服”，被舜帝赐姓嬴氏，也就是秦始皇的先祖。舜还将自己的女儿姚氏嫁给伯益。那时很多人聚集在靠近黄河、长江及其他河流的地方。因为那里的土地肥沃，水草丰富，宜于农耕、畜牧和渔业。但又易于受到水患因为当时黄河中下游排水不畅，地多低湿。于是排涝就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禹受命治理水患。他和伯益等一同商讨治水大计。他们认为必须打破部落界限，治山与治水相结合。禹改变了以“邻国为壑”的治水办法，打破了部落联盟地域的局限，采用了以“四海为壑”的治水办法。在伯益辅佐下，大禹治水获得成功。伯益还根据土质状况而区别采取种植措施。平原地带应该种植怎样的“草木”，低洼地区又应种植怎样的“草木”。遭受洪水侵袭的地方，伯益根据当地地势低洼的特点，教给民众种植稻谷的方法，促进了农业的发展。除种植问题外，还有养殖问题，“上谓原，下谓隰（xí ）”，伯益认为，在养殖上该有个合理的安排。伯益还参加了禹主持的对三苗的战争。三苗是居于江南的一个庞大的族群，他们在这一时期北上，与虞舜主盟的北方族群争夺中原地区的主导权，因而发动了战争。伯益在此次战争中展现出了自己的智略，起了关键作用。

伯益因一直辅佐禹从事部落联盟的管理而功绩卓越。按照禅让的传统，禹年老时将帝位传给伯益。禹东巡十年后，在会稽崩逝，天下传给伯益。

禹将王位传给伯益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最终导致禹之子启打破禅让的传统，直接继承君位。三年丧期结束后，伯益让位给禹的儿子启，并隐居箕山之阳。这使得“禹传子，家天下”成为广泛接受的帝位继承方式，而禅让制度则以失败告终。战国楚简《容成氏》有这样的记载：禹先是让位给伯益，可是夏启不答应，等禹一去世，马上采取了突然袭击，一举击败了益。这在历史上被称为“攻益自取”。一些学者依据孟子说的“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认为益被启击败后，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也没有回到自己的故乡夷地去，而是带着他的队伍排彻于新都（阳城）的郊甸，试图伺机东山再起。启看情势不对，就断然地下手杀了益。而按照《古本竹书纪年》的说法，是伯益耐不下性子，首先发难，向夏启动了武。结果是启早有准备，毫不留情地杀了这位大功臣。总之，在夏启即位六年（前1973年），伯益被杀害。禹禅让伯益的失败引发了有肩氏的武力反抗，发生了夏启讨伐有肩氏的甘地之战。夏启通过正义的誓词取得胜利，灭有肩氏，但夏朝政权并未巩固，历经几代才得以稳固。在夏朝历史上，嬴氏族群的记载较少，伯益及其子孙的处境并不顺遂，长期处于一种蛰伏状态。

大禹治水有功，受到舜帝嘉奖，而大禹却告诉众人“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意即这件事并不是自己一个人的功能，多亏了伯益的辅佐。伯益把原先传统观念上的治水推向“平水土”。在整个“平水土”过程中，伯益与大禹两人都是全程参与，但工作的重心有所不同。禹的工作重心在于前期的“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让改道的河流流回河道去。而后期的工作就是“驱予上下草木鸟兽”。要把“上下”的各类土地平整起来，要把适宜的“草木”种植起来，要把各类“鸟兽”养殖起来。“昔伯（伯益）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即伯益擅长养育家畜，因此大舜就让他担任了这方面的主管官员。“秦，嬴姓，伯之后也。伯佐舜怀柔百物。”是说伯益在驱化动物和种植作物方面绝对是位高手。“嬴，伯之后也…伯能议百物，以佐舜者也。”把动植物的养育培植当作一个研究科目来看待，伯益是中国历史上这方面的第一人。

西汉刘歆整理《山海经》一书时认为此书是夏禹及伯益所作。《吴越春秋》也有记载：禹“遂行四读，与益、䕫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证之。故名之曰《山海经》”。之后的古人多沿袭刘歆[xīn]观点，认为该书是二人所做的“主名山川，定其秩礼，量其道里，类别草木鸟兽”的地理著作。 袁珂在其《神话论文集•〈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中指出：《山海经》的著作时代，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著作地方是战国时代的楚国和汉代初年的楚地，作者是楚国和楚地的人。近代以来，学者虽然已不相信《山海经》为夏禹、伯益之作，但依然有许多学者认为它是古代地理著作。1979年版《辞海》“山海经”一条，即断它为“古代地理著作”。不过，古时也有人意识到它主要是述神语怪之作。《四库全书》因此而将它列入小说家类，对《山海经》的性质有了较正确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在博征文献的基础上，又结合出土的大量楚文物丛证细辨，充分证实了《山海经》是一部楚地的“巫以记神事”之书。

孟子写伯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伯益助力大禹为中国人解决了“可得而食”的问题。墨子在《墨子·尚贤》中评价道：“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禹把伯益从阴方之中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天下统一。

大禹治水有功，受到舜帝嘉奖，得到大禹亲赐的一根象征权力和权威的黑色玉圭。大禹在那次授奖大会上当着舜帝的面说：“平水土的成功不是我一个人的能耐，在辅助者之中，伯益的功劳是最大的。”伯益也是与会者，舜帝就把他叫到身边，赐予他一面白色的旗帜。玄圭与卓游相合，这是种黑与白的相配。并称他只要坚持干下去，子孙一定会昌盛的。

传说伯益在干农牧期间，熟悉了一切生物的习性，能驯服百兽，所以有了“百虫将军”这一称号。